（本文系贾康先生2023年8月在国家体育总局讲座中的部分内容）

在此汇报一些探讨性的认识。“体育产业”这个概念，我认为是成立的，体育不全是产业化的部分，但它一定包括体育产业的发展。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升级发展和高质量发展里面，自然体育产业也是一个组成部分。

我的理解（在各位面前班门弄斧了），我认为体育可以分为竞技体育和健身体育这两大类。这两者有区别，又有联系。发展振兴竞技体育，它可以激励健身体育的广泛开展，因为有了一些大家喜爱的竞技体育中出现的体育明星与重大赛事，很多其他社会成员就跟着形成类似运动的仿效热潮，这也客观上达到了健身和增强人民群众体质的效果。而健身体育，又可以支持竞技体育领域的人才培养和水平进步，比如很多的年轻人，是从小孩子阶段开始，就认知了篮球明星、足球明星、体操明星、拳击明星等等，随后他们自己参与这些活动，可能开始是以健身体育的方式进入，再后来可能他们里面的尖子就成为人才，培养上去了，最后一直走到国家队，一直走到国际的竞技体育赛场上。

我们现在回看，新中国这么多年间，早就有注重体育的传统。我们小时候，是几乎人人都参与体育活动的，60年代初我记得很清楚，有条件的地方都拿砖头、水泥砌乒乓球台子，有全民化的乒乓球运动的开展。以后咱们国家羽毛球也发展得不错。到了改革开放初期，有女子排球的异军突起，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篮球、足球，当然也各有各的故事。这些都曾经明星辈出，是竞技体育和健身体育相互促进的。这些年的游泳、跳水、田径，有很多的亮点，也都是两者互动的。

进一步讲我的理解，竞技体育的发展与产业对接，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国际经验。这种竞技体育参与者内在的冲动，它的激情，是生发于人性的：人性本身就是希望有那种特定的兴奋因素，给人生一种特别的体验。自己参与或者看别人的竞技，都可能出于人性形成这样一种大家关注和参与的激情，而它促进的，就是客观上使人民生活由此丰富多彩，增加了很多喜庆欢乐的能量。重大赛事，看起来都是与嘉年华式的狂欢相关的，而且是跟产业发展对接的，形成了这样一些很有影响力的具体人类活动形式。像世界杯，联带着各种各样的广告，各种各样的产品供应，硬件场馆的建设（卡塔尔世界杯场馆不是说有大量工程是咱们中国公司参与进去建设的吗），没有产业对接，这已是不可想象的。还有相关的很多用品，包括场地上人们手里拿着的各种各样的标志物，各种各样的小旗子、小喇叭，供应来源方面，就是义乌小商品市场显出能力来了，在那个地方下单几天，就可以给你交货，而且能够保证价廉物美。

这样看来，还得考虑到，这种支撑着竞技体育具有全社会影响力的活动，相关的供给产能、基础设施是要不断发展的，而且客观上会要求一轮一轮的更新。要有场馆，有公交系统，有运动员村有服务中心，还要有少不了的现代媒体新闻中心。我到各地去参加活动、调研等，很多地方的同志都说，过去这里办过什么会，那里办过什么会，留下的场馆怎么利用，公交系统如何配套，等等，当地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由此得到提高。

还有就是相关设备的制造厂家、供应商。当然这里面他们必然看重产业机会。这样有许多在整个供给体系里种种直接、间接关联的发展事项中，企业可使自己的生产经营对接形成有效产出的发展机遇。

另外，还要注意：我们可观察到，由竞技体育活动带出的整个产业体系，客观上还会有“外溢效应”——好像在某一个具体地方这个容器的液体盛满了以后，还往外流，这个术语叫“外溢”。这里典型的是指能外溢到社会上非体育的政治层面。咱们实话实说，这有正负两个方面：正面的比如说上世纪70年代，还在“十年”中间呢，有我们乒乓球小球牵动大球的“乒乓外交”，那个意义可绝对不限于一般的体育、社会生活，涉及到整个全球战略格局，是毛主席敏锐捕捉到相关消息，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那就开创了一个新的社会氛围与政治契机，对接到的就是尼克松历史性的访华，这是改变了整个全球战略格局的事情。再有70年代末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在大学里，女排夺冠以后狂欢的局面激动人心，当时还没这么多的管制，我们骑着自行车在长安街的中间机动车道上从西往东一直骑到东单，又从东单一直骑回西单来，警察也跟着我们一起笑，一起欢呼，没人管，那带来的是什么呢？国民精神振奋，落到大家更多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等一系列正面效应上来了。北大学生提出“振兴中华从我做起”，就是从女排夺冠开始的。当然也有负面的，比如希特勒崛起的时候，他特别看重柏林奥运会，他想树立的形象是什么呢？就是想借此提高自己在整个世界上的正面形象，提升影响力，当然他实际上又遇有他的烦恼，想控制比赛，结果有些比赛结果他控制不了，使之在后面大发雷霆，这都是故事。所以，体育客观上还有外溢性——我们这个体育产业看起来是个经济的概念，实际它可外溢到社会政治生活，而且还有正反不同、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所以，我说竞技体育必然关联体育的产业化，除了设施建设、各种各样相关的供给物品、服务的产业化，还有更丰富的意义。我们体育部门的领导同志们领会中央精神服务大局，这时还得看得宽一些。

回到产业概念本身，也得承认，我们中国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育产业自身和体育活动、体育赛事相关的商业文明规则体系，要对接这个产业化，也有很多值得进一步总结经验和完善发展之处。竞技体育必然要产生体育明星，有竞技体育就一定得承认有明星，而明星就会有高收入，比如姚明他就是高收入。现在感觉一般人们对姚明这样的体育明星高收入没有多少微词，觉得他就是天赋加特殊的机遇，大家还是服气的。另外，也得有适当的引导，这样一些成功人士怎样在成功之后更好发挥正面效应？体育产业一定联系到一系列的品牌，厂商做广告不就是要树立品牌效应吗？还要体现契约精神，商业文明特别讲究诚信、遵守契约（广告合同、代言合同等）。当然还要有法律服务，还要有国家必须进一步完善的法治化制度建设，这是一套体系。这样看来，影响、辐射效应合在一起，应该讲体育产业其实是一个非常具有广泛影响的、巨大的能量源。这种影响力、辐射力，我们绝对不能小看。它这种影响辐射效应可以称得上巨大而综合，直接间接地会影响一个社会的面貌，也还要求有自己轨道上的创新演进。

比如说，我们看到历史上洛杉矶奥运会后来被人称道的是什么呢？过去认为办奥运直观来看肯定要亏钱，洛杉矶奥运会居然最后财务核算下来没有亏，就是充分利用商业文明机制，给后来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启示，并使相关的社会方面的市场建设，无形中得到了一种升级。我们中国很多的发展也是这样，现在虽然不能说简单仿效洛杉矶奥运会的经验，但是我们已经注意了，办一些重大赛事的时候，建场馆连接后续用途设计，卖广告权，卖转播权，产生的影响和辐射作用，是对接到我们要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这个意义不是我们故意往高说，它确实存在。

另外，体育带来对我们中国年轻一代的一种“向上流动机遇”，也值得注意。这些年，很多人在抱怨中国社会向上流动这种可能性，比前些年降低了。传统体制下当然有特别的偏向，专门在工农兵里选拔干部培养，选拔进大学深造的特培生。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都靠分数了，但也有很多农村的孩子就是靠分数硬碰硬考进大学来而改变命运的。但这些年，由于种种变迁，似乎贫寒子弟上升的通道人们认为出于各种原因影响，变窄了，但实话实说，体育这方面的通道没有变窄。前些天我还看了一个影片《八角笼中》，不就是说的这个事儿嘛——穷苦孩子，最底层的孩子，往上的通道存在（当然影片也综合反映更丰富的社会上面的各种现象）。这种底层、草根的孩子向上流动的途径，国际上不乏先例，贝利、阿里都是出自下层黑人家庭，后来都是巨星，他们向上流动，在社会上产生的效应总的讲值得肯定——总体来说是正面的，就是靠个人自己的努力实现精彩人生，这是一条励志取向的通道。我们中国这边，我知道像朱婷、全红婵这样的体育尖子，也都是贫寒家庭的孩子，这种励志效应我们也要肯定。

总体来说，综合在一个社会大图景中间，体育产业的发展，合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基本逻辑。中国式现代化，客观上讲是巨大人口规模国家的现代化，是要走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要社会和谐的、和平发展的现代化，而且是有人与自然和谐的现代化，等等。有这些特点的旁边，我们是不是可以积极探讨在体育产业完善健康发展方面一些应该掌握的要领？我这里试着非常粗线条地谈几点，向各位汇报。

首先，我觉得我们体育产业如果要争取更好的发展，应该树立一个灵魂式的“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概念。说到体育产业，跟其他产业发展一样，一定要有制度创新。咱们很多的制度机制还在探索，比如中国的男子足球到底怎么发展，这么多年苦苦在寻求、探索，肯定还得进一步在制度安排上优化。制度创新跟着的一定要有管理创新，也一定要有科技创新。比如现在用大数据等引入我们体育方面相关的一些管理和一些人才培养。还要有特别重要的观念的创新、思想的解放。四层次的创新合在一起，我觉得大思路上讲，是推动我们体育产业健康发展、以体育产业所联结的竞技体育主潮流，拉着全民健身体育一起综合配套发展的一个龙头。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是总思路和基本要领。

第二，我认为应该总结我们已有的经验，当然也要借鉴国际经验，促进竞技体育和全民健身体育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融合发展。改革开放后，物质条件好了，现在各个地方可能有越来越多的可能性，来设一些足球场，设一些游泳池，更多些比较标准的乒乓球的活动场地，不像我们小时候在水泥台子上打球了。怎么更好发展？没有绝对的一定之规，各个地方要允许有探讨。当然有些太形式主义了，那不合适。我到浙江丽水，看到山区里有体育彩票部门说做公益，把乒乓球台放到山梁子上面了，那根本没法打的，乒乓球一拍抽过去，球跑哪儿去了？你到山底下去捡？太形式主义了。我们不能搞这些事。

还有第三点，问题导向之下，要注意防范、遏制和打击腐败与作弊行径。我们不能回避，这些年社会上也关注，有赌球的，有内定胜负的一些黑幕、黑金，我们就得把这些作为必须防范、必须遏制、必须消除的丑恶现象。这跟我们实现体育产业和整个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也是有密切关联的。

再有一条，我认为还得总结我们在体育相关方面一些机制创新这种正面经验。比如说体育场馆建设，北京的鸟巢可是一个PPP项目，叫做“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不是全由政府出钱，政府只出一部分钱，更多的是非政府主体的社会资本方，和政府签合同，明确权责利，就把这个主场馆鸟巢建出来了。这样的一些创新机制，可以对应缓解我们现在社会中的一些制约条件。比如现在大家知道，政府普遍资金紧张，地方政府现在更是说三年大疫之后资金吃紧，但是很多事、包括建设项目还得做。这样一些政府少花钱多办事的机制，和非政府主体在一起创新地做，不是简单地让非政府主体来“学雷锋”，而是让他们有一个长期稳定、非暴利但可接受的回报，这对应着一部分企业的偏好，跟政府一起合作来做事儿。这是有空间、有国际经验、也有我们自己经验的。这个方面还要积极探讨。不是说所有的企业都适合做这事。给阿里公司资金入股支持的孙正义，肯定不能做这些事儿，他的定位就是风投、创投、天使投，投一百个项目不求成功十个，如成功五个、六个，全局皆活。而鸟巢这样的建设项目，那就不能失败，那就得一开始特别好地做可研，做好方案，然后让政府企业合在一起，权责利说清楚，签下合同并得到法律保障，有始有终把它做好，而且还有建成后的运营机制优化。这都是有关创新的经验。

还有一些中国草根层面的经验，我觉得值得注意。比如我前不久到贵州，那个边远欠发达之地，这些年的发展是超常规的，而且谁也没想到它那里发展出了全国有影响的村BA，热度非常高，我到那个发源场地去看了；还有足球村超，据说这两个互相讲对方抄自己，反正都是从草根层面就发展起来，都有声有色，而且带动了什么呢？使其他的相关产业一起繁荣，带动的是当地新的产业集群由此找到了一个切入点：说起来是村BA和村超，很多的人去了以后，人流带来的信息流、资金流，附近开发项目的选择，很多高水平的设施农业、观光农业、休闲农业、开发区等等项目，就谈成了，就跟着发展起来了，这不仅仅是体育发展的重要切入点，而且带来了更广阔内容的经济社会发展进步。

这些是我很粗糙的一些观察和认识，在各位面前做这样一些的汇报，请指正，谢谢！

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2021年与刘薇合作《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书又获评“2021年度中国好书”。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